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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修养

我的教师情结

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把斯大林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”一词用到了教育界,成为教师特定的称谓。这是社会给予教师职业的崇高赞誉。当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则是我一生的追求。

两个“三年级”萌生了我当教师的念头

九岁那年,我读小学三年级。因为我块头小,被安排坐在教室的最前排。说是教室,其实是学校借用的一户农家的虎头屋。我们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是位年近花甲的老私塾先生,别看他面善人和,可教训起学生来却一点也不含糊。

记得有一次,我不自觉地调头跟后面的同学说了什么,老先生不问三七二十一,拎着我的上衣领口一下就把我掼出了教室门外。从那以后,我再也不敢调皮捣蛋了。除了认真学习书本知识以外,我还利用课余时间粗读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名著。老先生发现我进步不小,就专门开小灶辅导我的作文,我的写作水平在这位老先生的指导下提高很快。老师还经常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呢。

一九六三年,我小学毕业,考入了角斜初中,这在当时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了。因为当时我们旧场乡十几个村都没有初中,只有一所农中,所以我能考入角斜初中那是多么自豪!虽然每天要徒步五、六公里的路上学,但从不感觉到辛苦。

说到我的教师梦,还得从上初中时帮我二哥改三年级学生作文说起。

我上初二的时候,我二哥就在我们村育红小学教三年级语文。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放学回来路过他们学校,我二哥正在批改学生作文,只见他用红笔在学生的作文本上圈圈点点,不一会儿就把学生不通顺的句子理顺了。“原来批改作文就这么简单。”这时我的手痒痒的,对二哥说:“你这些学生的作文我也可以帮你批改呀。”二哥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。“你试试看。”我就随手拿了一篇学生的作文在上面改了起来,最后还加了总批。二哥看了以后,竖起大拇指,连连称赞:“可以,可以。你将来长大了能当教师。”从那以后,我放学回来一有时间就帮二哥批改学生的作文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萌生了当教师的念头。

两次“遇阻”坚定了我当教师的信心

1966年5月,就在我完成了初中学业,准备报考中等师范学校的时候,“文革”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掀起了,工厂停工了,学校停课了。闹了两年的“革命”,我们才拿了一纸初中毕业文凭回到了家中。后来有幸在本乡的“东风农技校”读了两年,总算拿到了一张高中毕业文凭,但教师梦仍未能成。

直到1972年,机会来了,我们村育红小学要增加一名民办教师,当时村革命委员会的大多数干部都推荐了我,也许我当时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个“秀才”吧。然而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,当时村里的一位主要负责人以我父亲当过顽甲长、历史不清白为由,拒绝盖章录用我。其实这也是我意料之中的,因为我刚从学校毕业回来,涉世未深,受村里一名干部的利用写了一份举报这位主要负责人的匿名信。谁知这封信被退回到主要负责人手里,这位领导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。所以人家不同意我当教师也是情理之中的。

也许是我坚定的意志和执着的追求感动了上帝。一天我正在田里劳动,二哥来到我身旁,叫我放下活儿赶快到工农小学去报到,当代课教师。我当时那个激动的心情啊简直是难以言表。虽然是代课教师,但我总算与教师有缘了。

工作的第一年,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中了。我坚持食宿在校,虚心向老教师学习。我既教学三年级语文又担任班主任。我把班级管理得井井有条,即使是自习课,没有老师在场,教室里都能做到鸦雀无声。有一天下午,我的一位同事忻贤铎老师到我们教室门前收衣服(那时学校条件差,晾衣服的绳子就系在教室门前),看到我时就问:“你们班今天怎么提前放学了呀?”我说:“没有啊!同学们都在写作业呢。”他到教室门口一看,果然同学们一个个都在埋头写作业,忻老师竖起大拇指,赞不绝口:“哎呀,你这班级管理有一套啊!”同事的夸奖,让我心里美滋滋的。

第一个学年期末考试,我班语文平均分比上一学年高出了12分。首战告捷,我心中感到无比的激动。这一年学校领导觉得我有很强的可塑性,就与大队(这时“村”已改称“大队”了)党支部一致推荐我作为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深造,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,然而推荐是要搞政审的,政审材料必须要由我居住的大队盖章方能有效,当然我们大队的那个领导是不会给我开绿灯的。又一次“遇阻”了,但它丝毫没有动摇我的意志,反而更坚定了我当好一名教师的信心。

两支“钢笔”激起我当一名好教师的欲望

初出茅庐,我发现自己已与这些天真、活泼而又可亲可爱的孩子们结下了不解之缘,教师这个职业我选对了。

要想成为一名好教师,对于没有受过师范专科教育的我来说的确是严峻的挑战。那么好的学习机会又成了泡影,怎么办?我坚信:世上无难事,只要肯登攀。只要有“敢上九天揽月,敢下五洋捉鳖”的精神,没有什么办不到的。

1976—1979年,由于我教学工作小有成就,领导把我调到海防公社中心小学工作(当时的旧场乡,已由旧场公社更名为海防公社了),那时初中已在全公社铺开了,海防中心小学也戴上了初中的帽子。记得是1977年暑假,校长和教导主任正在为课务分工犯愁。因为初三的物理、化学两门学科无人敢接受,也确实无人能适应。教导主任问我有没有教过这两门课程,知道领导有了难处,我初生牛犊不怕虎,果断地说:“教过。”领导大喜过望。其实我从来也没有教过初中的物理、化学呀,但我想,干什么事都有第一次。我把这担子接过来,既分担了领导的忧愁,又给了自己一次锻炼尝试的机会,何乐而不为呢?

两门学科,对于任何一个从没接触过的新教师来说,别说把它教好,就是依样画葫芦,照本宣科把它灌输给学生,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既然接受了领导交给的担子,那就得把它挑起来。我摸着石头过河,学校的教学参考资料有限,我就自费购买一些参考资料。由于初中才普及,也没有什么教研组,我自己就是教研组长兼教研员。我认真研究教材,针对学生的实际,自己设计编印练习题。那时没有复印机,更谈不上打印机,我只能借助于一支铁笔、一块钢板、一张蜡纸和一台油印机。利用晚上的时间自己刻写、自己油印。每天工作到半夜,那是家常便饭。虽然牺牲了那么多的休息时间,但是看到同学们熟练地做着我印发的练习题,我又感到虽苦犹乐。我清楚地记得,那一年我编印的练习题装订成了一本足有1厘米厚的小册子。功夫不负苦心人,学年末全公社组织统一改试、集中阅卷,我任教的物理、化学两门学科均分、及格率、优秀率在全公社7所初中里均名列第一。在学年末的总结大会上,时任海防公社的党委书记姚建国一次奖励了两支金星钢笔给我,因为我两个第一嘛。当我从姚书记手中接过这两支钢笔的时候,我这激动的心啊真是要跳出来了。两支钢笔虽不值多少钱,但它见证了我付出的心血。初试成功,从此我教学物理、化学两门学科一干就是二十多年。即使我后来在初中教导主任和校长的岗位上工作,我仍然坚持不离开三尺讲台,直到1995年我在老坝港初中主持全面工作后,县局分配给了我们学校一名化学教师,我才由两门学科改为一门学科的教学工作,真正做到行政、教学两不误。

两次“进修”奠定了我当一名好教师的基础

要当一名好教师,说起来很容易,但真正做到并非易事。我深知一桶水和一滴水的关系。要使自己立足教坛,实现当一名好教师的梦想,必须给自己“充电”,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。为此,我主动向领导请求到县教师进修学校学习、深造。

我先后两次到海安进修学习,一次是学习疏通初中物理、化学教材;一次是初中数学教材。每次培训都是一学年。那时我们代课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,为了节省开支,不给学校带来经济上的负担,我每次都是蹬着脚踏车骑行40多公里的路程赶到进修学校。夏天还好,因为白昼较长,倒不觉得怎么。但是冬天麻烦可大了,早晨天不亮必须起床赶路,用披星戴月比喻一点也不为过。否则是赶不上到校听第一节课的。我不知多少次忍着饥饿,顶着寒风,披着白霜。赶到学校时,俨然成了一位西方的圣诞老人。好心的学友们赶忙帮我扑掉身上的霜水,递来热茶,帮我暖暖身子。途中的艰辛更不用说了,有时手脚都冻僵了,不听使唤,只好下车停在原地,踏一会儿足,搓一会儿手,再行上路。那时虽然吃了不少苦,但为了学习知识,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,又感到乐在其中了。

美国的孔子爱默生曾经说过:凡事欲其成功,必须付出代价。只要肯付出,迟早总会有收获的。

1993年,我原来工作的新联初中撤并到乡中心初中,当时学校领导让我担任初三两个班的化学教学工作,这可不是一般的压力呀!因为当时学校的化学教学处于低潮时期。我顶着压力,把在进修时学到东西有机地运用到教学中去。再加上中心初中又有各科教研组,我与其他的化学老师一起讨论教材、研究教法,整个教研组的化学教学水平提升很快,学年末中考,我们学校的化学均分在李堡片的排名从第六名一下子跃到了第二名,我们班的王海山同学以化学满分的成绩进入省海中,这一年在学校领导和学校老师的推荐下,我受到县委、县政府记三等功的表彰。这是我当教师以来获得的最高奖励。

1999年,我所任职的老坝港二中,学年末中考,各科均分都超过了全县均分。我个人又受到县委、县政府的记功表彰。

2002年,是老坝港初中、老坝港二中、通海职中三校合并为老坝港初中后的最低谷时期,这一年考生们与海中无缘,但作为从小就有教师梦想的我来说,是问心无愧的,我任教的物理学科均分比全县高出十几分。在全校总结会上我就直言,我对得起老坝港人民。

这一年,要求转学的纷至沓来,家长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,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个好的学校,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,我和我的教师团队认真总结教训,研究应对措施。大家一致认为,提高自身的教学质量是稳定生源的唯一法宝。经过一年多的卧薪尝胆,我们终于扬眉吐气了,每年都有七八个,最多时十来个同学进入海中,不少原本转学出去的学生也回来了,用教育局的某个领导的话来说:我们把海安教育的东大门守住了。2006年,县委、县政府又一次给我记了三等功。

两次“质变”扎紧了我当教师的情结

从教以来,我经历了两次人员性质的变化。先从代课教师转为民办教师,再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,这可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。刚代课不久就有与我一起代课的老师打了退堂鼓,因为那时代课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,一个月只有十几元钱,平时的工作量比公办教师还多,但工资却只有公办教师的四分之一还不到,也难怪他们中途退阵。说实话,我心里也有过不平衡,但转念一想,这就是命。既然选择了这条道,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。

是党对教育工作的重视和用人政策的英明,给代课教师带来了好运。1984年,经过考试我幸运地由代课教师转成了民办教师,这下人员性质发生了变化,工资也涨了很多。有句俗语叫“坚持就是胜利”,我想这句话用在我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。由于我的执着、坚持,后来我又由民办教师转变为公办教师。至此,我真正的教师梦总算圆上了。

记得1992年的时候,当时旧场乡文化站缺少一位站长,乡里有一位领导知道我喜欢吹拉弹唱,就推荐我去任职,并说,只要我愿意,现在就可以上岗。这可不是一般的诱惑呀!既当上了乡机关的部门干部,工资待遇还又比教师高。然而,从小根植于心的教师梦抵住了这一诱惑,我婉言谢绝了领导的提携,继续立足讲坛,直至退休。

四十年的教师生涯,我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,但也可算得上桃李满天下,我的学生遍布了全国各地、各行各业,他们都在为祖国的建设奋斗着、贡献着。

我虽然退休了,但教师梦仍在继续。不知多少次睡梦中我还与年轻教师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,如何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有用之才。这也许就是我剪不断的教师情结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