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始的制盐是先人们靠阳光曝晒，海水中的水分蒸发掉产生结晶盐。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人们学会了用海水制卤，并用铁制器皿盛卤煎煮成盐。晒制的大粒结晶盐含有浓厚的卤味，口感苦咸，而煎煮制成的食盐颗粒细微，状似白砂糖，色泽鲜亮，口感鲜，咸而不苦。制卤工序是用草灰拌和海水，在平整后的盐碱沙滩上晒，称为晒灰，以此吸收更多的盐分，蒸发水分然后置于一个一个的灰坑(长约4米，宽约15米)中渗沥盐卤，日复一日拌灰，挑烂灰，晒灰，扫灰，以此制取卤水，其劳作极为艰辛。盐民将沥出的卤水集入卤池，卤池和烧盐屋(撇屋)均在潮墩之上以防大潮浸漫。撇屋中自前至后置二撇锅。烧火者在第一口撇锅前添草，利用拔火同时给后面的撇锅加热，依次将卤前移至辙中煎煮成盐，撇屋后高出屋脊丈余的是烟囱，称之为“烟龙”。起火后便昼夜不息，一昼夜（24小时）称为一伏火，一般一伏火可煎制约10辙食盐，每辙约100多斤。辙屋里弥漫着刺鼻的氯气味，几伏火下来，烧盐工蓬头垢面，双眼红肿，疲惫不堪。明末诗人吴嘉纪诗云:“白头灶丁低草房，六月煎盐艰辛，但仍对生活充满幸福的憧憬。他们热爱生活，也热爱大自然，一首打卤号子便是证明。沿海盐渔民挑担、起锚、扯蓬、放牛、打卤、晒灰等各种号子不下数十种，其中打卤号子尤为动听。打卤即从屋外的卤池汲卤经过打卤竹筒注入辙锅。打号子一为消困解乏；二为汲卤计数，因发自内心而动情，所以号子如歌如诉，抑扬顿挫，富有节奏感。每当黎明日出时分，平沙无垠，旷野寂静，高亢清亮的打卤号子声远播数里之外，犹如天籁之声，又有碧天彩霞相衬，意境如诗如画，可穷苦盐民却无心欣赏。

过去盐民劳作之苦不说，更甚者是受缉私盐兵的欺诈，此外还要受盐务行政机构——场署的压榨。场署下辖24总，老坝港属40总，每总设一名巡役，巡役下每两总设一灶长，灶长之下还有爪牙称为“火伏”，直接掌管盐灶烧盐，以此层层强化对盐民的统治和盘剥。此外还要受经营管理机构——垣商(盐商)的压榨。该机构上有总管，下有朝奉(管事人)，朝奉下还有“灶头”(通常由灶长兼任)，以层层严密控制盐民的生产活动。

明代《嘉靖惟扬志》记载，“角斜场在宁海二十九都设盐课司。”

历代皇帝均将盐课纳入朝廷税赋系统，专门立法，开征盐课税。唐末宋初，沿海一带的海水煮盐越做越大，盐产量也越来越高，大大小小盐场，从“小作坊”发展到“三十六盐场”。在众多的盐场中，有“十家”规模较大，盐产量最高，盐质也最好，运输业便捷，据《中十场盐法志》记载，角斜场便在其中。

沿海一带产盐量剧增，随之出现了“私盐”和“官盐”之分。由于“官盐”的收购“压价”、“降价”，老百姓民不聊生。于是，人们采集沟河里生长的蒲草，蒲草晒干后制作成“蒲包”，装上“粗花子”的食盐（大颗粒的），跋沟过港子，挑送到如皋，有的直接卖给盐贩子，有的搭船去“江南”。总之，想方设法卖个好价钱。去江南的回来时再购些家用日杂百货回来，一人能挑个六七十斤，或者七八十斤足矣。俗话说“远路没轻担”，肩上的皮肉破了，跳不动了，只好驼着背，弓着腰，慢慢向前走，民间称这样的人为“挑私盐的”，腰背弯得像“死落儿环”（拾粪的篮子环）。

为整治私盐，朝延在扬州府泰州宁海二十九部角斜场敕建“盐课衙门”，专门管理盐务。

据传，“盐课衙门”初设在旧场，后因旧场靠近海边，被大潮冲袭毁损，后迁移至角斜。角斜“盐课衙门”设在角斜影剧院偏后，距离原角斜村三队大场东南方向八十米，坐北朝南，四合院落，占地一亩多田，东西三四间砖木结构瓦房，两侧为厢房。老爷、师爷，加之衙役约七八人，举牌的拿棍的、叫喊“威武”的统统在内。

衙门老爷上任后，在大街小巷视察，前面是衙役鸣锣喊话开道，接着两名衙役，身着兵服，腰挎佩刀，并列前行，轿后衙役护卫。“老爷”分别巡查了东街和西街，摇头叹息曰:“何为圈?关猪也。”沉思片刻发话:“把它改了!”于是把“东圈门”改成了“东作门”，“西圈门”改成了“西成门”。据说老爷是引用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话，寓意为“太阳一出劳作开始，太阳西沉工作结束”。

角斜衙门，大门前有两位衙役把守，“有击鼓”，进门后，不远建有一面挡堵墙，墙的中央画有一个大圆，里面书写一个“衙”字。天井过去便是“大堂”，两侧衙役手持红色棍棒，举有“回避”“肃静”的牌子。早年角斜衙门只受理盐务，后期管上“民事”。到了清末，角斜街上居世德祖上曾在“衙门”当过差。

角斜“东包场”的祁谋广穿过官服，戴过顶子，至于时间、地点、什么官品，已无人能说清楚。唯有清末民初《东台志》记载，“角斜衙门黄之俊、张福才、洪武担任大使。

解放后烧盐这一原始的生产方式随着不断垦荒移民，滩涂逐步向外延伸，长出了盐蒿草，烧盐而被淘汰。1952年国家提出“兴垦废灶”，此后不久沿海一带盐墩陆续熄火，烧盐成为永久的历史。

(卞宝文、尤宝山、祁吉庆口述，于海洋整理。)